近代福音的開拓史
大陸時期
中國古代歷史，就是一部變遷史。但改朝換代雖多，人民變遷移動卻不多。直到十六世紀，西風東漸，西方的文化、風氣慢慢傳到中國，就為福音開了路。先是天主教，有利瑪竇等人前來。到了十九世紀，更正教的西教士也陸續前來。福音一來，中國就起了變化。孫中山先生受了西方的熏陶，就倡導革命。到了一九〇〇年，在中國人當中信徒還很少；但因庚子事變發生，使更多西教士有負擔前來傳福音。民國成立後，福音在中國大為開放。因著環境的變遷，使得人心思動，不再守舊。到了一九二〇年，福音進到各大學裡，許多有為的青年都接受了主。
台灣時期
雖然如此，福音在中國仍不普及。以後神興起環境，變動就越來越厲害。至終有幾百萬人離開中國大陸，移到台灣，我們也在其中。我到台灣之先，為主作工已近二十年，可以說有相當的果效，但那個果效與到台灣之後的果效無法相比。一九四九年，我們在台灣開工，成群的人得救。這是因著從大陸移民來台灣，使得人連根拔起，心較柔軟，所以容易接受福音。
當時在台北，我們每主日下午都有福音隊出去。遊行之後將人帶到新公園的露天音樂台，每次現場三千個座位都座無虛席，聚會結束後，總會帶回四、五百張名單。第二天晚上，所有聖徒都來在一起，把這些名單按居住區分發，一個個去看望。這樣的行動很有果效，相信的人是成群結隊，一網一網的網上來。
因著相信、受浸的人數眾多，我就研究出一個一分鐘浸三個人的辦法。怎麼配座位、換浸衣、受浸、換衣服、作造就。我親自作總管，監督每一位受浸不超過二十秒。我還記得有一次受浸聚會，從週六晚上六點浸到九點半；因為浸衣只有三百八十套，只能等主日早上再浸。那一次總共浸了七百多位。服事的聖徒一班又一班的輪流，有的人還必須自己拿著鞋襪、衣服去換。
那時福音有能力，就是因為人變動了。如果在本土本鄉，人還不太相信福音。我在煙台時曾經觀察、研究，發現煙台大約三十萬人，本地人還不到三分之一，大多是外來人口，特別是從遼東半島遷來的；我自己也不是煙台人，乃是來自附近的蓬萊縣。在煙台信主的人，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外縣人；本地煙台人可能一百個也找不到一個，因為他在本地根深柢固，有他的家族、親戚、鄰舍，還有他的家廟、祖先牌位，所以要他信主是比登天還難。
等來到台灣，再一觀察，我就清楚了。初期在台灣，要帶一個本省人信主很不容易，帶進一個就像一個寶貝；外省人都不值錢，成群的相信。有時受浸三百人，也不一定有五、六個本省人。為什麼會這樣？乃因外省人都拔了根。中國有句俗話，“人挪活，樹挪死。”意思是不能挪動樹，樹挪動容易死；但人一挪動，一拔了根，就容易活。所以從大陸挪到台灣的人，沒有不活的；很多人都信了主。
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，我們在台灣有第一次特會，正式開工。當時全台灣島從南到北，弟兄姊妹最多不過三、五百位。然而五年之內，聖徒人數就遽升到二、三萬。那時我們誰也沒有想到要去美國，滿心只想回大陸。我們都認為，主要我們在台灣搶救靈魂，栽培信徒；過幾年就會帶我們回大陸，那時我們就都是使徒。我們都無法忘記，大陸上有四、五億人，需要我們去傳福音拯救他們。
美國時期
世界的潮流永遠不後退、不倒流。同樣，這個福音的流，把我們從大陸流到台灣，然後又流到美國。從小我們家就和美國西教士有往來，所以我很瞭解他們。一百年前，一個美國西教士到中國來，需要坐六個月的帆船。他們常是坐得暈頭轉向。有的一上岸就死了，埋葬在那裡；有的留在中國，最少六、七年才能回國一次。我都知道那個艱苦的光景，他們實在是為福音勞苦。
一九三八年，有位聖徒從北平寄給我一筆奉獻款，包括一張一千六百元的美金支票，和一張一千二百中國大洋的支票。隨帶的一封信上說，“李弟兄，我在美國讀過書。我聽你講道，實在覺得美國需要你這個道。請你去美國吧！這一千六百美金的支票，是給你買來回船票，並你在美國生活的需用。至於那一千二百中國大洋，是留給你的家人。我都替你算好了，一個月最多花一百元，所以就是一年家用。”收信後，我立刻覆信說，“對不起，我沒有這個興趣，也沒有這個負擔。這兩張支票我該如何處理？”這位聖徒又來信說，“支票你不必寄還給我。請你留著，存在銀行。我信有一天，主一定帶你到美國去。”
我把那筆錢存到銀行。以後大陸政局改變，幣制改來改去，至終那筆錢被改得所剩無幾。到了一九四八年，南洋召會邀請我去，我剛在南京把護照辦好，還未動身，就因時局而舉家移民台灣。來到台灣，我們根本沒有去美國的想法。當時我出版“話語職事”，裡面有關事奉的信息，都說主把我們帶到台灣，地理位置太好了，南通南洋，東通東洋，又能西顧中國大陸，因為南洋有許多華僑，東洋的韓國、日本都近乎中國文化，文字也相近，還有廣大的中國大陸。但對於“西洋”，我一點也沒有提起，因為覺得我們跟西方語言、文化都不通。
實際上，我也沒有意思去開發南洋；但南洋既已邀請，我就在一九五〇年履約前往。此後直到一九六一年，有十一年之久，我到南洋只住馬尼拉，最多住三、四個月；別的地方我都沒去。但主沒有順我的觀念，祂在環境上把我打發到西方。一九五八年，我頭一次到美國，那是因著英國、丹麥的邀請，我去歐洲，在英國住一個月，然後轉往丹麥，住了將近十天，回程時經過美國，停留了一下。過了二年，我再到美國，那次的印象就深刻一點。
一年後，我又到美國，印象更新。那是二十三年前，來美國讀書的華人不多，移民來的也不多。當時我裡面就清楚，應該接受這個負擔，在美國開工。所以我去申請移民。律師告訴我，美國只給華人每年一百零五個名額，而在美國的華人都盼望家屬能來，登記的已經超過一萬名；如果照次序輪，一百年後才能輪到我。幸好我是傳道人，寫了許多書，所以很快就申請到許可。
在美國的華語工作
不久甘迺迪就任總統，提議修改移民法，沒有民族歧視，每個民族或國家都有二萬名額，但是總移民人數不得超過三十萬，其中十三萬為美洲，十七萬為其他四大洲，先申請先獲得。一九六六年，國會通過新移民法，第二年開始實施。從那一年起，每一年有五個國家申請的名額都足數：中國、印度、南韓、菲律賓、希臘或義大利。有的民族或國家人不來，就給華人佔了便宜；加上特別資格，十七年移民來的華人，就有四、五十萬。到了一九八二年，雷根就任總統，覺得華人在美國表現不錯，就給與“雙分”優待，就是台灣和大陸各兩萬。所以從那時起，每年華人移民來四萬。現在全世界每一年移民美國最多的，就是華人。
華人移民第一個選擇居留的地方，就是南加州，第二是紐約，可能是家族關係。移民中有好些基督徒，包括在主恢復中的聖徒。因這緣故，我們就接受負擔，開始華語工作。
事實上，二十三年前，我接受負擔來美國開工，我裡面很清楚，主不要我在華人中作工；祂乃是要我把祂的恢復完全帶給美國人。所以我乃是在美國人中間開疆闢土；主也印證這事，大大祝福了這工作。到了一九七〇年，的確需要有華語工作，但我仍沒有去摸。因為我知道，我一注意華語工作，英語工作一定吃虧；並且原則上，聚會裡華人一多，美國人就不太願意來。所以我就不便去摸華語工作。因這緣故，我們感覺稍微遲慢一點，過了六、七年，就失落了五百至一千人。以後我們開始有華語聚會，二年前開始華語工作，就把人數穩定下來，並且開始得一些人。
語言上的問題
總括以上種種情形，我們現在作華語工作，不能像兩年前那樣。那時我認為華語工作是過渡性質，是在語言上作個橋樑。因為華人年年來四萬，大多數語言都不夠在英語聚會用。我研究這事，就覺得移民來美國的人，如果要過語言的關，最好十五歲以下就來；如果等到大學畢業才來，雖然可以讀書、作生意、得學位，但要聚會還不夠用，有的信息仍聽不透，禱告時的發表也不自如。如果是初中畢業，到美國來讀高中、大學，經過七年的學習，才勉強可以應付召會生活的需要。
我們都得承認，語言是一個問題。移民來的聖徒，如果頭三、五年無法過語言的關，就可能一輩子都過不了。也許你可以買菜、打電話、打招呼，但是要在聚會中申言、禱告就不行。所以華語工作非有不可。主若許可，我願意在長老聚會中交通，從現在起，華語聚會和工作，不再是過渡性質，而必須是地方召會的一部分。美國政府不僅通過新移民法，也為接受移民作準備，辦學校教英語、請教師。今天召會在這裡，不能是美國召會，而是地方召會，包括地方上一切的聖徒。既然聖徒中有好些華人，召會自然要有安排，把他們也包括在內。
聖經中的例證
使徒行傳也給我們看見語言的問題。六章說，門徒的數目繁增，就產生語言的問題；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，埋怨希伯來人，因為在每天的供給上，忽略了他們的寡婦。所以彼得就有所安排，設立執事顧到他們的需要。這指明召會必須解決語言的問題，顧到每位聖徒的需要。已過二十多年，說華語的聖徒在美國多少受了“忽略”，所以現在要有正確的安排，就是召會要接受這個，不光有華語工作，並且要把這個當作是召會的一部分。
華語工作的對象
在美國的華人大致可分為兩班。一班是留學生。美國學校裡名列前茅的，有許多是華人。在好些大學裡，留學生最多的就是華人。這些學生的心向著福音都十分敞開。達拉斯附近有一所大學，華人學生很多；有一次召會傳福音，來了一百多位，幾乎都接受。第二班人是華僑，包括工商界人士。他們年輕時來美留學，畢業後，留在美國工作，分佈在社會各階層。他們因著離鄉背井，到新的國家來奮鬥，所以對福音也很敞開。
人者群也，不能離開社會獨居。最好的社群就是基督徒群，最好的社會就是召會。華人離鄉背井來到美國，沒有什麼親人、朋友，所以很有“群”的需要。這時我們向他們傳福音，一定有果效。他們是華人，我們也是華人，在異地見面，自然倍感親切。信主的人又是個個歡天喜地，叫人不能不羨慕。所以，他們的心這時都被主預備好了，就在乎我們傳福音有沒有靈。一有靈，臉皮一厚，口一張，福音就進到他裡面，他就得救了。
新移民乃是我們傳福音的大好對象。有的人已經在當地深深紮根，親友成群，對福音根本不動心。以台灣為例，當初從大陸移居來的，現在經過三十多年，也已經札根、開枝、散葉，所以福音也不太容易傳。但是有的人不想久留，心還鬆動，所以福音還能傳。最難傳的就是本省人，心幾乎不動。但是無論你是那裡人，一到美國都成了移民，都拔了根，向著福音自然就敞開。
全力與主的主宰配合
我說這麼多，乃是盼望大家看見一件事，就是主為著福音，在世界局勢中作了多少事。主若不在世界局勢裡作事，我們就沒有一個人會來美國。我們幾乎沒有人是定意要來美國的。從前我在中國大陸，看見幾百處的召會興起，覺得真好，根本沒有想到要來美國。至終主興起環境，你我一個個都來了，並且來的人越來越多。因這緣故，我們必須起來應付這個局面，與主的工作配合。
在台灣開工時，我就講過一個原則，刊印在一九五二年的話語職事裡。我觀察世界歷史，研讀歷代聖徒傳記，核對自身的經歷，就看見無論福音傳到那裡，那個地方一定蒙祝福。我實在相信，台灣今天有這樣的局面，成為一個世界的“奇蹟”，相當的原因就是召會在那裡，福音在那裡，主不得不祝福。但是人因著祝福而紮根，神就又要興起環境來拔根，好為祂的福音效力。
今天主實在已經把福音託付給我們。面對這樣一個現實，我們必須有反應。我們需要有人，特別是青年人，有這個負擔，接受主的引導，願意全時間。不要怕全時間無法生活；表面上沒有人顧到你的生活，實際上主會顧到。我是在一九二五年四月，某一天下午得救的，那時我在回家路上，就把自己奉獻給主。我不要世界，只願作窮傳道，一鄉一鄉的為主傳福音；沒有飯吃，就吃地瓜、啃樹根，沒有水喝，就喝山水。我是準備什麼都撇下，來為主受苦。當時和我作同學的人，雖然個個後來都有所成就，但到了今天，他們樣樣不如我。我的壽命比他們都長，經過我手的財物也不比他們少。我既不用吃地瓜、喝山水，並且也不是一鄉一村的跑，乃是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跑。這是我從沒有想到的。
所以你們青年人不要怕，全時間一定挨不了餓，總會有辦法生活。我回顧自己的經歷，也說不出是怎麼一回事，就是被主帶到今天，什麼環境、什麼變動都經過，並且總是佔上風。這是主作的。行傳二十七至二十八章，說到保羅被押解坐船到羅馬，結果在船上作了王，連船主也得聽他的，捆他的百夫長也聽他的，他說什麼就是什麼。他戴了鎖鏈，末了卻還是佔了上風。這就給我們看見，誰為著主的福音，誰就蒙福；誰為福音擺上，誰就佔上風；但是誰反對、踐踏福音，誰就沒有好的結果。歷史證明這事。因此，如果我們生活在世上，只是為著混一口好飯吃，就是不智慧的。
台灣開工的榜樣
親愛的聖徒們，我們在這裡為著福音什麼都擺上，就是蒙福的。我們要儘可能的應付這個局面。我們初到台灣時，為環境所迫，真是什麼都擺上。那時我們只有一個意念：死就死吧，什麼也不顧，只有大傳福音。台北有多少人口，我們就印多少福音單張，請弟兄姊妹在一定的時間之內，到自己住所周圍的兩條巷子發福音單張，家家都發。然後在大街小巷、十字路口、交通要站，張貼福音標語，如“耶穌基督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”、“神愛世人”等。我們也打發福音隊，不只主日遊行，平常也出去。因著聖徒們都為福音擺上，就都在物質上蒙主祝福。
信徒是神從世界分別出來歸祂自己的。信徒不能愛世界，一愛世界就受苦，不愛世界卻蒙福。保羅為福音的緣故，成了帶鎖鏈的大使。他被押解上船，主差天使對他說，“你必站在該撒面前，…與你同船的人，神都賜給你了。”這樣，保羅就作了他們的王。所以第二天保羅就放膽對眾人說，“你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會喪命，唯獨失喪這船，…所以諸位，要放心振作，我信神怎樣對我說，事情也要怎樣成就。”（徒二七22~26）結果也確如保羅所說的。
我們都要作智慧人，與主配合。你若想為自己謀求什麼成就，尋求什麼得著，反而會得不著；你若不要世界，只為著主和祂的福音，世界就是為著你的。保羅明明告訴我們：“萬有全是你們的，…但你們是基督的。”（林前三21，23）我們信徒應當看清這一點。
